本文原名《西湖钩沉：打造最美的人间天堂》，著名风景园林专家施奠东口述，肖婷整理。

一 捍卫金字招牌，建设环湖公园

在杭州园林局任职期间，我参与了西湖的保护、建设与规划工作。对于西湖建设，我的宗旨是坚持“科学发展，保护为主”的原则。西湖是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因此对于西湖而言，不宜使用“开发”二字，“开发”意味着存在破坏；原有的自然和文化遗存就有危险。西湖是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对于遗产而言，重点更应该是“保护”，只有做好了西湖的保护工作，才能永续利用，归还给子孙后代一个美好的资源，同时，对于杭州而言，西湖是很重要的旅游资源，虽然杭州旅游不仅仅只有西湖，但西湖是杭州的“金字招牌”“名片”，没有西湖，杭州旅游就失去了根本依据，只有保护好、建设好西湖，才能为杭州提供最根本的旅游资源。因此，我在杭州园林局工作时，工作的主要出发点就是——怎样保护好西湖，怎样在建设的时候不去破坏西湖，做到科学发展西湖，这是建设西湖的着眼点，也是一切工作的出发点。

解放初期，杭州市政府邀请苏联专家一起搞杭州城市总体规划，提出这样一个理念：环湖路以内都要建公园，原来的有碍于风景的建筑要拆除，并且不得兴建新的风景园林以外的建筑。此设想于上世纪50年代提出，具体实施开始于1983年。以往的西湖环湖路以内，有一部分建筑是被单位及居民住宅占用，到了湖边不见湖，严重影响了西湖景观。因此杭州市委、市政府下决心实施环湖绿地建设工程，但80年代市财政经费很紧张，要实施这项工程难度非常大。

杭州市委、市政府非常重视这项工作，把它作为杭州市建设的主要工作，克服多种困难按照50年代的规划，将环湖变成一个开放性的环湖公园。市政府制定了“谁家孩子谁家管”的工作原则，得到省领导的大力支持，省单位归省里负责，市单位归市里负责，这样，动迁工作就展开，一些单位、居民分批迁了出去。

当然，在开展工作的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阻碍，如当时的杭州铁路局在北山的一个单位开始有些顾虑，不太愿意搬出风水宝地，于是当时的市委书记厉德馨把杭州铁路局党委书记请到杭州市委商谈，这样终于做通了铁路局的工作答应搬迁。又如，西湖苏堤南端的苏东坡纪念馆处，那地方原来是省军区一位领导的住处。1987年，当我得知这个副司令员去世后，军区有一个单位新搬了进去，我就到厉书记办公室对他说：“这个地方已经空出来了，怎么想办法把它拿回来呢？”厉书记打电话到省军区商量这事，军区很支持风景区的建设，无条件地同意搬出，后来就在这个地方建了苏东坡纪念馆。再例如北山镜湖厅这一块地，原来是省直机关幼儿园，当时也是不太愿意搬迁，没办法只好由市领导出面解决。还有郭庄这一块，原来是西湖区法院拘留所，为了恢复历史景点西湖区也很支持把它交给了我们，成了现在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岳湖口等地方以前都是乱七八糟的，但最后都在各方的支持和大家的努力下，建设成为开放公园，形成了环湖通道。

这一系列环湖拆迁、绿化工程是很艰难的，从1983年开始连续拆迁，到1998年，除汪庄、刘庄以外，环湖的单位及居民住宅基本迁出去了，建设成了对外开放公园，这是当前西湖开放的基础。这些不仅是公园绿化建设，也是保护西湖的重大举措，它改善了西湖环湖景观面貌，使得西湖与城市更好地融为一体，为西湖成功申报世界遗产作了铺垫。

二 历经十八载，重建雷峰塔

1924年雷峰塔轰然倒塌，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名存实亡，此后，雷峰塔的重建备受世人关注，1983年，国务院批准的杭州城市规划中，有重建雷峰塔的内容，但各方意见并不统一，有的同志和部门不同意重建雷峰塔，有的同志提出鲁迅的意见“雷峰塔倒，妇女解放”，但社会上更多的是希望重建，因此雷峰塔重建是一个很曲折的工作。

1984年“纪念雷峰塔倒60周年”时，我们局里办的一个风景园林杂志，第一期创刊号就是“纪念雷峰塔倒60周年”专刊，很多专家都撰文，提出要重建雷峰塔。以后，我们与省警卫部门接洽商谈，但是，由于雷峰塔所在的汪庄是个重要的接待处，出于安全考虑，省警卫部门认为有难度。这样，我们从1985隼开始，每年的春节我与当时的分管副市长都要到警卫局去拜访，争取重建雷峰塔，后来又经过三次全国人大代表会、两次全国政协会议提案要求重建雷峰塔，还是没能成功。1993年我们又把意见反映到公安部，乃至王芳同志那里，王芳同志在我们的一个报告里进行了批阅。我当时拿着公安部王芳的批阅文到市里去，我说公安部都同意开放，于是市领导说向省政府请示报告。这样，我就为市政府代拟了一份向省政府的报告，当时省政府办公厅的同志还要我提供了一批资料。经研究后，由省建设厅为省政府代拟批文同意杭州市政府的报告。但附加了一句“征求省警卫局意见”。后来我拿着省政府的同意文件找到了省委副书记刘枫同志，要求做—做警卫局的工作，警卫局担心会有安全隐患，所以一直未能实施。

1995年春节，我和分管副市长再到警卫局。当时警卫局提出雷峰塔是否可以不在原址而是建在苏家山。我当时就表明观点：“这是绝对不行的，那不是雷峰塔，而是苏家塔。”警卫局同志还提出，因接待工作需要，如原址建，是否可在附近另选地建接待设施。我们说附近也实在是无地可选了。这样，此事又搁下来了。这个时候各界逐渐认同雷峰塔的重建，因此警卫局的压力也很大。后来，我私下与警卫局王局长又谈过几次商讨重建的办法。直到1999年，警卫局终于同意与我局合建雷峰塔。这样，经过长达15年的曲折历程，对于杭州、西湖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重建雷峰塔拨开重重雾团，走上了重建之路。

重建雷峰塔有三个历程，一是要不要建，现在终于完成了这个过程；第二是建什么形式。1995年，我当时是中国风景园林学会副理事长，又是风景名胜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我们专业委员会和中国规划学会风景专业委员会在杭州召开讨论会，专门研究“建什么样的雷峰塔”的问题，当时大家倾向于恢复五代时的雷峰塔形式。

但后来，对“建什么样的雷峰塔”认识并不一致，当时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是恢复五代时原始的八角型雷峰塔，另一种是恢复明代被烧毁后保留塔心的雷峰塔。1999年，市政府在《杭州日报》公开征集公众意见，结果，老百姓大多主张建明代被烧毁后的雷峰塔。后来进入到专家意见阶段，专家认为，还是以恢复五代时的形式为宜。我认为专家的意见是对的，因为要恢复火烧以后的雷峰塔是很难建的，即使建得再完美，都还原不了当时的那种沧桑感、历史感，搞不好真正成了假古董，因此最后的方案集中于恢复五代时期的雷峰塔。再后来进入方案投标和评审阶段，乜就是第三个问题，如何建？建在什么位置？

当时评审组请了全国很多专家来讨论这个问题，有中国科学院两位院士、国家文物局专家、同济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大学等以及浙江、杭州的20多位专家，市政府要我做评审组组长。

当时一共提出了七个方案，最后集中在东南大学和清华大学两个方案上，这两个方案在塔的外形上大同小异，但在具体建在哪个位置上，两者就有不同的意见。东南大学的方案主张保护原来的遗址，新的雷峰塔建在遗址的后面（即南侧山坡上）；清华大学的方案主张在遗址上面建新塔。对于这两种方案，第一天讨论时多数专家倾向于东南大学的方案，理由是保护遗址是第一位，是古迹的价值所在，新建的再好，其历史价值比不上遗址。到第二天讨论时，市长叫我发表自己的看法，当时我是倾向于在遗址上重建雷峰塔。

在世界上，像雷峰塔这样的露天历史遗址是没有办法一直保护下去的，因为它的砖结构体遗物的粘结物是黄泥，经不起风吹雨打，很快就被侵蚀，因此必须采取一定特殊的保护措施。我当时请教国家文物局的文物保护权威专家——罗哲文先生，目前世界上有没有什么先进的技术措施保护像雷峰塔这样的露天遗址。罗先生说“没有办法”。那我说这就意味着几年以后遗物就毁了，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必须在原遗址上加保护盖，这就存在三个问题：一，如果在上面建一个保护遗址的建筑，体量同样很大，旁边再建一个新的雷峰塔，这样的场面会非常局促，因为山上的场地本身不大，容纳不了两个大体量建筑，游客的活动余地都没有，这是必须要考虑到的一个问题。二，在旁边建雷峰塔就必须砍伐大量的树木，为了新建雷峰塔而破坏整个生态环境，速代价太大了，群众会反应很大。三，在雷峰塔的选址上，古人是非常讲究的，陈从周先生说过“雷峰塔一倒，西湖就失去了重心！”因为雷峰塔所在的位置对西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雷峰塔与保傲塔的位置关系是处在一条子午线上，再者，东南大学的方案是建在南坡上，西湖看到的仅仅是塔的上面两层多一点，不是完整的塔，对西湖风景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与其这样另选位置还不如把新建的雷峰塔当作保护雷峰塔遗址的保护性建筑。上面看现代的雷峰塔，下面看历史的雷峰塔，我认为这样是可以做到两全其美的，即在原址上面新建雷峰塔，不仅可以保护遗址，还可以恢复雷峰塔景观。

当时西湖在申请世界文化遗产，我们请哈佛大学几位专家一起来做西湖遗产申遗规划。我趁机向哈佛大学设计院的老院长请教，让他们提出哪个重建方案更好。他们说清华大学的方案（在原址上建雷峰塔）更好。于是，我带他们到原址去考察，问建在原址上是否违反世界上对古遗址的保护原则？因为他们做过世界遗址的保护工作，在这方面是权威，他们都说“不违反，是符合遗址保护原则的”。于是后来我向市领导汇报：“哈佛大学的权威专家说在原址保护这个方案更好，而且符合世界遗址保护原则。”之后我自己起草一篇报道《哈佛大学专家认为雷峰塔在原址建更好》，登在第二天的《杭州日报》上，于是就这样解决了最后一个难题——雷峰塔建在什么位置。

在雷峰塔建设方案落实时，也遇到了一些其他的问题，如是从原先的老路（旁边）上雷峰塔还是从正面直接上去，当时我认为新建后的雷峰塔不能再从旁边的老路上，因为老路实在太小，当年只有上香的老太太走，雷峰塔建后肯定会有大批的游客，同时为了突显出雷峰塔的气势，只有选择从中间上去。现在的雷峰塔与以前的雷峰塔相比，要高出六七米，因此只有从正面上去才能突显出它的气势。同时，考虑到老年人上塔的困难，于是不管是塔内还是塔外都装了电梯，这是比较人性化的一项举措。2002年雷峰塔的开放，对杭州的旅游有着重大的影响，改变了原来西湖北边游客多，南边游客少的局面，现在南北两边几乎平衡了。

三 兴建四大博物馆，打造杭州特色品牌

我除了主持参与过西湖风景名胜的保护、建设和规划外，还主持和参与了西湖周边的文化建设，如中国茶叶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南宋官窑博物馆、胡庆余堂中医药博物馆，这四个博物馆与杭州旅游密切相关。1987年，为了争取国家的旅游开发款项，我们充分利用西湖特色资源：杭州的丝绸、西湖昀龙井、南宋的官窑瓷器（1985年已经挖出了南宋的官窑瓷器）、胡庆余堂中医药，提出了建设四大特色博物馆的设想。这个设想得到了国家旅游局韩克华局长的赞许，他说“其他城市的旅游项目我可以不去看，但杭州的旅游项目—定要亲自来看”。看过之后，他认为建杭州茶叶博物馆、杭州丝绸博物馆、胡庆余堂中医药博物馆都没有问题，但是他对南宋官窑不熟悉，因此他请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老馆长来，这位老馆长对瓷器非常熟悉，老馆长看完后对南宋官窑瓷器非常欣赏，提议国家出资兴建南宋官窑博物馆。当时的经费出资情况是“四三三”原则，即国家出40%，浙江省、杭州市各出30%，于是就建了四个博物馆。

四个博物馆的建设并不很顺利，尤其是建中国茶叶博物馆时，因为在“茶叶”前加上“中国”二字是非常难的，要得到外界的认可和有关部门的统一。1987年，当代“茶圣”吴觉农先生90岁生日时，全国的茶叶界专家都参加这次盛宴，当时我们也去了，去之后我先跟吴觉农先生讲好，能不能在这个会上把成立中国茶叶博物馆提上议题，吴老当场就同意了。当晚，我就起草了一个建议书一一“在杭州筹建中国茶叶博物馆的建议书”，后来全国茶叶界专家都签字同意，因此茶叶博物馆这个名字基本敲定了，1991年开馆后，江泽民总书记来馆参观考察，我们请江总书记题了名。

关于中国茶叶博物馆的选址，一开始是选在龙井这一边，后来我认为龙井这个地方太局促，没那么大的位置。后来选在了双峰村，这个地方背靠吉庆山，面对五老峰，周围是一片开阔的茶叶地，一期工程建设了30亩地，二期工程扩大到60亩地，一期工程于1990年建成，1991年开馆，王家扬同志很支持，并在茶博馆成立了中国茶文化研究会，当时王老任理事长，我任秘书长。后来考虑到与日奉茶道的密切联系，王老、我与日本的丹下明月女士商量建“茶和平馆”，丹下明月女士当时将自己在东京的房子卖掉，出资200万人民币来资助中国茶叶博物馆的二期工程。中国茶叶博物馆一期工程30亩地建设花了不到1000万元，二期的30亩地建设花了大概2000多万元，于是就形成了当今的茶叶博物馆的大局面，中国茶叶博物馆被国家文物局认为是全国最好的专业博物馆。1992年，四川美术学院的院长来杭州时，认为中国茶叶博物馆是“世界一流水平博物馆”，后来许多国家领导人都来参观。

四 修建云松书舍，回顾西湖开发

金庸，浙江海宁人，1994年在家乡嘉兴建了“金庸图书馆”，当时经手人是嘉兴市长周洪昌，后来在杭州做了浙江省政府副秘书长。金庸先生在家乡建图书馆后，想在杭州寻找一个地方以供他将来交友之处。刚开始他们打算建在花港后面、于谦祠旁边。找到我之后，我认为不适合建在此处，后来我在洪春桥附近重新找了个地方，选了五亩地。那块地后面是植物园，前面是灵隐路，会客交友都非常便捷，金庸先生听完后非常满意，于是决定将书舍建在此处。

设计方案做好后，我们拿给金老看，他非常满意，但是其中也有一些小插曲。当时我与周秘书长商量：“书舍建好以后，只给金先生住，但要等到金先生去世后，再送给杭州市政府，就存在很多管理问题，与其这样能不能征求金庸先生的意见，生前就将其送给市政府，使用性质不变，这样我们为他管理，省了他很多事。”我们与金庸先生沟通后他答应了我们的建议，于是云松书舍由金庸先生赠送给市政府。由杭州市政府出地、金庸先生耗资1200万元，云松书舍在1996年建成。书舍建成后，关于题名我们也经过了一番研究，一开始，根据这个地方双峰插云的特点我题了一个名字叫“双峰书院”，但金庸先生认为“书院”这个名字太大，实际上我个人体会到“双”字谐音有问题，香港人是很讲究这个的，于是后来我改为“云松书舍”，金先生很赞成这个名字，并邀请了他的好朋友汪道涵先生题名。

一切准备就绪后，金庸先生另外拿出30万元买书，当时我们列了长书单，除了购买金先生自身作品的各个版本以外，我们还加入了中国古代很多优秀文献作品。后来我还写了几副对联挂在书舍的厅堂上，金先生很满意，还夸说我写得太客气。按照约定，云松书舍建好以后是请金先生来住，但是金先生觉得云松书舍建得太好了，他不舍得住在此处，就在别处另买了套房子，大概在零几年的时候他来住过一晚上。

在我经手的西湖保护建设中，我们还建了一些景点，如太子湾、灵峰探梅、章太炎纪念馆、弘一法师纪念馆等等，这些景点的建设得到了游客和专家的好评，其中郭庄、太子湾公园还荣获建设部“优秀设计一等奖”。总而言之，这些年我经手西湖的建设都是在原有基础上进行丰富和发展的，尊重前辈的经验和成果，这是建设西湖的关键点。在解放初期，西湖水只有0.55米深，到夏天几乎都是干枯的。从1952年第一次清淤到1958年，共挖出淤泥720万立方米，这相当于70条苏堤，现在的柳浪闻莺、花港观鱼、曲院风荷、黄龙饭店等都是西湖淤泥堆出来的。后来西湖又逐渐的淤积，我们花了八年的时间去研究清出的淤泥到底往哪放的问题。2002年开始，是我后任的同志继续专注于保护西湖，西湖清淤挖出淤泥200多万立方米，在江洋畈堆土区，开辟了新的公园。

西湖从解放时期的“山光湖塞”（山是光秃秃的，湖被淤泥堵塞）到如今的“湖光山色”，都是几代人在经过长期努力、不断保护建设后才有了西湖现在的格局，并成为世界遗产。如果说有什么经验，我觉得，就是充分保护、尊重西湖的自然和历史文化，科学合理处理保护和建设的关系。以保护西湖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为原则，循序渐进。总体来说，来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和杭州市民对西湖的总体环境是满意的，西湖的总体设计规划也得到了业界的好评，并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好的影响，现在的西湖已经不仅仅是杭州的，而是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